四位一线执纪的地市纪委书记谈――

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“四种形态”

   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，实践“四种形态”，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、而是更重了，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、而是更大了，必须提高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，实现惩处极少数、教育大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。对于各级纪检机关而言，实践“四种形态”改变的不只是职责定位，更是执纪理念和工作思路，对自身素质和业务能力都是一次重大挑战。近期，围绕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我们约请了一线执纪的四位地市纪委书记，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和思考体会进行了讨论。 　　
 
　　钱沙泉 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常委、市纪委书记 　　
 
    唐定文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常委、州纪委书记 　　
 
    杨文英 江西省上饶市委常委、市纪委书记 　　
 
    陈敬如 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、市纪委书记  
　　
　　记者：作为纪委书记，您如何理解实践“四种形态”纪委的责任不是轻了、而是更重了，执纪的力度不是小了、而是更大了？
　　钱沙泉：以前纪委总是盯着既涉嫌违纪又涉嫌违法的大案要案，现在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要求一手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，一手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动辄则咎。对纪委来说，就是“小问题”不放过，“大问题”更要管，工作量自然大大增加。比如，以前马鞍山市纪委每个纪检监察室每年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不到10件，而现在每年开展谈话函询、警示诫勉、责令纠错等预警工作远超这个数字，仅2015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就实施预警194人。对于严重违纪问题，我们也毫不放松查处力度，去年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同比上升8.8%。因此，无论从监督执纪对象的人数还是工作范围，相较以前都明显增多。与此同时，实践“四种形态”强调纪在法前、纪严于法、纪法分开，也就是说只要有违纪苗头就要去管，而且要快查快结，工作节奏较以前大大加快，以前一个案件的审查周期约为3个月，现在大为缩短。
　　唐定文：责任和压力加大加重体现在纪检工作的方方面面，比如，在信访举报方面，只要有信访问题线索和群众举报，我们就要及时召开书记办公会分析排查，对需调查核实的交由相关县市和部门进行核实，还要及时向社会和群众作出回应，工作量增大了。在谈话函询方面，对纪检干部把握谈话技巧和尺度的要求更高。纪检干部对存在违纪苗头的党员进行谈话了解情况时，“度”要掌握好，如果说轻了，隔靴搔痒，被谈话人不以为然；如果说重了，还得防止被谈话人心理压力大，做出不当行为。而且，执纪中要转变以法律为依据的思路，聚焦违纪问题，严格对照“纪律标准”定性量纪，用“纪言纪语”描述违纪行为。摆脱惯性思维模式，改变以前的法言法语、执纪理念和工作方式，这对新形势下的纪检干部自身素质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。此外，要防止有个别党员干部对发生违纪问题不思悔改，反认为是纪委跟自己过不去，面对纪检干部的谈话，不支持、不配合。这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、把握政策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 
　　
　　记者：面对更重的责任、更大的压力，纪检机关应如何调整工作思路，实现既惩处极少数、又教育大多数？
　　杨文英：“四种形态”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，其核心要义，既体现“全面从严”， 又体现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。也就是说，对腐败问题，一方面要坚决保持惩治高压态势，力度不减、尺度不松。另一方面，对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的行为，也要综合考虑，区别对待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，“一棒子打死”。对于十八大以后发生的违纪问题，要铁腕执纪，抓早抓小，动辄则咎，严惩不贷。而对于十八大之前的性质不恶劣、情节不严重的违纪行为，尤其是那些群众未举报、组织不掌握的违纪行为，只要主动向组织讲清楚，组织上就要帮他们“卸包袱”“给出路”，积极用好前两种形态。我们这样处理，决不是对腐败分子“放一马”，而是积极挽救那些对党还有感情、知错愿改的同志，让他们回到队伍中来。
　　陈敬如：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，是“四种形态”的基础和保证，这是我们在实践中的一个深刻体会。去年7月，我们出台了《把纪律和规矩挺在法律前面的实施办法》，并以此为抓手，铁腕执纪，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，全年全市纪检机关共初核问题线索902件，同比增长106%；立案992件，同比增长65.1%；党纪政纪处分1313人，同比增长61.9%，其中县处级干部52人，同比增长157.9%。
　　在此基础上，去年12月，我们以把握运用“四种形态”为契机，以郏县为试点，进行了减少违纪存量的探索。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先后有80多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报告了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上交违纪资金394万元。在综合考虑时间节点、违纪情节、社会影响及违纪者的态度等因素后，组织上均给予了他们从轻、减轻或免予处分。现在，这些党员干部放下了心理“包袱”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。
　　我在基层调研时，一位参加座谈会的科级干部流着泪对我说：“我主动如实报告了自己在十八大前的所有问题，组织考虑了我的违纪情节、时间节点和悔过态度，作出了免予处分的决定，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。以后，我就可以轻装前进，放心工作了！今后，我一定会珍惜岗位，积极作为，回报组织给我的机会和信任……”
 
　　
　　记者：纪委在实践“四种形态”中，哪些问题仍是普遍存在的“短板”，如何解决？
　　钱沙泉：实践“四种形态”是种全新的工作理念，没有经验可以借鉴，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创新。对于地方纪检干部来说，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就是“不会干”，不知道如何密切联系实际，拿出更多管用的“招数”，说到底还是能力不足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在不断努力。比如，面对“四种形态”中最难运用的“第一种形态”，我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，研究制定了谈话函询制度。一方面明确了谈话函询的对象，是群众有举报、社会有反映、可能出现不廉洁行为或其他错误问题，但情节轻微，需要了解情况的领导干部。另一方面规范了谈话函询的程序，保证其严肃性。谈话前，收集线索，履行审批手续，确定谈话对象和主谈人员，制定谈话方案；谈话时，以提醒教育为主，对属于违纪线索的不能以谈话的形式解决；谈话后，明确整改时限要求，督促整改，并及时将相关情况抄送组织人事部门。这样做的结果，既体现了“抓早抓小、动辄则咎”的工作要求，又达到了“咬耳扯袖、提醒警示”的效果。
　　杨文英：要将“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”的要求真正落实到位，只纪检干部“一头热”是不行的，必须让各级党组织都意识到自己是运用“四种形态”的主体，切实将“抓纪律”的责任担起来；让全体党员干部知纪、守纪、畏纪，增强自觉遵守党章党规党纪的意识。由此，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我们开展了纪律教育“大宣讲、大考纪”，并将之覆盖到全市党员干部。通过学习讨论，一个知纪、守纪、畏纪的良好氛围正在形成。许多纪检干部都感觉到了这种变化，他们说，以前一说要对谁函询、谈话，自己先不好意思，因为地方小，彼此熟悉，很难“拉下脸”。但现在，对于谈话、党纪轻处分、组织处理这些第一、二种形态的使用，越来越多的同志逐渐理解，并体会到了组织“严管厚爱”的深意，因此，工作阻力大大减小。